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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目前只有上海市、吉林省有大量司法判例普遍支持原告方(受害人,下同)诉请被告(侵权方,下同)承担其支付的律师费,经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早在2000年作出的“关于印发《关于民事案件审理的几点具体意见》(沪高法民[2000]44号的通知中针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提出“所谓损失,是指因违约方或加害人的不法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财产利益的丧失。律师费在性质上应属于财产利益,原则上可以作为损失,但不能超过加害人或违约方应当预见到的范围。鉴于目前律师收费有按规定收费和协议收费两种,我们认为,受害人与律师协商确定的律师费,如果高于有关规定的,则高出部分可认为超过了加害人或违约方应当预见的范围,对超出部分应不予支持。”2005年的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下发《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沪高法民一[2005]21号)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在相关赔偿责任确立后,如何正确把握赔偿范围,是侵权赔偿的司法难点之一。我们认为,可诉求赔偿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根据现有法律规范、最高院司法解释精神和司法实践经验,对由事故引起的人身、财产损失均应适用全部赔偿原则,即赔偿范围依据损失范围合理规定,考量当事人提出的损失是否已实际发生,且为必须合理。当事人请求赔偿为处理事故产生的费用(如交通费、误工费、取证费、律师费等)的,若该费用已实际发生,且为必须合理,可予支持。”

  其他省份司法判例支持律师费转付给败诉方判例的寥若星辰,只有极少数法官能够自觉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律师费损失纳入法律规定的被害人损失范围,从而支持或者部分支持原告的律师费损失。绝大部分案件,要么原告干脆在诉请中没有明确提出律师费损失由被告方承担,要么在诉请中明确提出但法院以其主张于法无据为由直接驳回该项诉请。

  在没有普遍支持律师费转付的省市发生交通事故案件中,原告不能寄希望于少数法官能够自觉将原告所受“损失”解释为包括律师费损失,但如果能够得到法官支持律师费损失的结果,尚有一个尚方宝剑可用,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后,双方可以签订赔偿协议,协议中有的约定具体赔偿项目和数额并明确约定如果涉诉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有的只约定了赔偿项目并明确约定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两种协议,以后者为优,前者次之。因为赔偿协议在律师指导下签订毕竟有法可依,数额不会出入太大,如果私下签订,后来发现受害人构成伤残或者赔偿项目遗漏,此时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受害人期望值落差较大,司法实务中频频出现向法院起诉以显示公平为由撤销该协议,法院支持者有之,此时律师费约定自然也就没有法律效力。

法律
 

  在没有普遍支持律师费转付的省市发生的交通事故案件中,当事人双方事先没有明确约定原告律师费承担,则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看被告方的“脸色”了,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有的被告有悲天悯人之心,愿意最大限度地赔偿受害人损失,自愿承担原告律师费损失的,法院肯定会予以支持的。

  在法院可能支持原告律师费的前提下,如果原告起诉时仅仅提出了诉请,却不明确具体数额、不提供律师费支付证明、委托代理合同等证据材料,则法院以无证据为由判决不支持原告律师费转付的诉请。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既然提出诉请,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原告方应积极举证证明律师费实际发生,天助自助者,主张不举证,法官大人也帮不了你。

  在可预期法院会明确依法支持原告律师费转付的前提下,仍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判决支持律师费承担数额,二是律师费承担主体。

法律
 

  第一,上海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沪高法民一[2005]21号)中已经给出较为明确的答案,即必须是合理的费用,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多少数额的律师费为合理?最基本的判断是依据各省制定的《律师收费标准》(律师收费政府指导价以内),如果主张转付的律师费数额超过该标准的,法院是不会支持的。亦有法院以支持率乘以实际支付的律师费得出的数额作为最终支持的数额。(笔者注:此种计算方法具有很大的或然性,似不妥当)。当然即使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还需进一步考察双方责任大小比例,按照比例各自分担相应的律师费,自不待言。例如,原告聘请律师的律师费5000元,被告在交通事故中承担全责,则5000元律师费损失由被告承担,如果原被告双方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则各承担2500元律师费损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此还作了专门解释,凡因人身损害提起诉讼的,为了节约诉讼资源,保护受害人权益,对当事人聘请律师的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律师费用收费最低为3000元,人身损害(交通赔偿案件中)一般10级伤残律师费用4000元左右,9级4000-5000元,案件复杂的收费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

  第二,交通事故案件中,支持案例中原则上是由被告(侵权方)承担原告律师费损失,当然如果被告购买了商业三责险,则有可能最终的承担者是投保的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最有利的抗辩理由就是商业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免责条款即鉴定费、律师费不属于保险赔付的范围。但鉴于商业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中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投保单首页最显著的位置,用红色四号以上字体增加‘责任免除特别提示’,对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有的保险公司采取显著文字并让投保人签字确认保险公司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而有的保险公司针对免责条款未采取上述措施。法院裁判结论不言而喻,前者自然免责,后者必然担责。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原告律师费是否转付在全国各省市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严重,上海、吉林与其他各省市法院之间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律师费转付制度未全面建立,裁判文书对法律规范的解释论缺失。在我国律师费转付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理论上有学者纷纷撰写文章支持律师费转付制度,可以借鉴英美等国家的转付制度,但法院只有在法律(包括各省市高院的指导意见)有明确的规定的情况下,才会心安理得地作出支持的裁判,而针对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尚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作出明确规定原告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有裁判文书不能自觉运用解释论对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具体的解释或者干脆不解释,直接以法无明确规定为由驳回原告赔偿律师费损失的诉请。二是,法律规定用语不详。我国相关法律(包括最高院司法解释)针对人身损害赔偿已经作出相应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里的“等”费用范围是否包括原告支付的律师费损失也是无法确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3款规定: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这里等(其他)合理费用,是否解释为包括被侵权一方因聘请律师维权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有待进一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上述规定是针对受害人伤残可以主张的赔偿费用,似乎无法找到可以支持原告律师费损失的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针对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也是无法直接找到律师费承担的明证。

  本文浅陋观点: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原告主张律师费损失由被告承担的诉请,法院应予以支持。

  首先,我国现行法体系下,针对人身损害赔偿,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均有“等合理费用”字样,从文义上看,此处“等”应解释为“等外等”,原告通过诉讼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应当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利益的损失,应当纳入该条文文义范围之内。

  其次,我国司法判决中不支持律师费损失的理由多有主张“于法无据”,查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十九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最高院关于交通事故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针对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害赔偿范围之规定,要么仅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要么规定的赔偿项目相对具体确定,无法通过规定的文本解释交通事故侵权赔偿应当包括被侵权人诉讼产生的律师费损失。如果适用上述规定,针对律师费损失规定的缺失,构成法律漏洞,应予以填补。又查《最高人民法院利用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司法解释》 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身权益引起的纠纷案件。”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举轻以明重,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生命权、健康权损害的,更有理由支持发生的合理的律师费损失。

  再次,从法理看,我国学界普遍支持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全部赔偿原则(全面赔偿原则),杨立新教授认为,全部赔偿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规则,指的是侵权行为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应当以行为所造成的实际财产损失的大小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换言之,就是赔偿以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全部赔偿应当包括对受害人为恢复权利、减少损害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损失的赔偿。被侵权人为恢复权利、减少损害而支出的必要的律师费损失应纳入交通事故侵权赔偿范围之内,才符合上述侵权损害赔偿基本法理。但实务中,判决中不支持的理由之一就是原告(被侵权人)的律师费非必要费用,背后的潜台词是原告起诉主张损害赔偿可以聘请律师,也可以不聘请律师,此点理由值得商榷。法律不能苛责任何人发生交通事故受害后凭一己之力走完所有诉讼程序,按照此种逻辑,律师职业的存在就是多余的,法律假定人人发生交通事故完全可以自己打官司,得出的结论自然荒谬。在北京高级法院宿迟、靳起法官撰写的《胜诉方的律师费应由败诉方承担》和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曾祥一撰写的《中国实行律师费转付制度意义》两篇文章中,阐述了律师费转付制度的建立对当事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律师制度的发展和法官审判效率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作用。可见,被侵权人聘请律师不但必要而且也是法治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原告维权所产生的律师费为似乎没有理由定性为“非必要”。

  最后,从司法审判实务中来看,上海市、吉林省法院纷纷支持律师费损失赔偿,其他各省市法院虽然只有少数支持律师费损失赔偿的案例,但弥足珍贵。

  总之,既然该项律师费损失无论从法理上、解释论上以及实务上均有可予以支持的理由,建议在未来立法中或者最高院颁行的司法解释中可以将律师费损失转付制度明确加以规定,使全国法院针对该项“微不足道”、“毫不起眼”的损失适用统一的判决,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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